名教远优于泰西各国”，但那不过是关上门来自己说来听听罢了，现在唐浩然这么一位“通洋”之人，也这么说，岂能不让他激动。
“当然如此，数百年间，泰西各国人士对我国之科举可谓是推崇倍至，即便是咱们在多次战事中中失败，泰西学者仍对我国科举制度仍是称道不已。廉士在《中国总论》中说：“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，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”……”
唐浩然引用洋人的称赞，让翁同龢听了心底只显得极为舒服，他不时的抚须笑着，似乎非常享受这种为洋人推崇的感觉。
“欧洲人赞赏的是咱们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：机会均等，公平竞争，择优录用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，值得效法，也就是在咱们的影响下，这泰西各国纷纷开始废弃了赐官制，确立从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，在泰西各国中法国首先师承中国，在1791年，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，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，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。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，面向全体国民，开科取士。1833年，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，但直到1847年，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，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。此举受到种种非难，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，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。1855年，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，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。直至二十年前，英国颁布法令，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，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。”
唐浩然说的这些，虽在《泰西策》中略有提到，但并没有提及其与中国科举制的关系，而此时唐浩然之所以说出这些话，却是为了自己的下面的话作铺垫。
“过去泰西之强，在于其在专注工商持以科技富强之术，而现在其引我中国之科举，文武官公断，择以专长能才治国，辅以富强之术，其国焉能不强！可反观咱们中国，虽说有名教科举之长，却不解西洋为何之强，如果早在五十年前，**战争一打败，我们就得到教训，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，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年，我中国今天恐早已重为世界头顶强国，早已重回万国来朝之盛世，又岂会有乙酉丢藩之耻？”
唐浩然口中的“乙酉藩之耻”指的是1885年因中法战争签订的《中法新约》，中国失去越南藩属的旧事。
“据子然看，”
自从唐浩然进入书房，可谓是句句说到翁同龢心里，虽说他倾向于变革维新，但是他所倾向的却是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，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”，其实与现在办洋务的大臣们，并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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